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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慈鑫 郭劍
編者按：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之前對全運會獎金過高的擔憂，如今看來絕非杞人憂天。隨著各地方對獎牌獲得者物質獎勵額度的水漲船高，其副作用也在全運會上愈演愈烈。全運會被稱為“錢運會”，十運會上滋生出的種種怪現象，也多被歸咎于金錢惹的禍。 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多方人士，從他們那里，我們不難對金錢與全運會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獲得新的認識。
運動員現身說法
張國政：沒獎金賽場也不干凈
云南舉重運動員張國政在此次全運會上失手，按規定幾乎拿不到任何獎金，但他仍然認為豐厚的獎金對運動員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他說：“重獎意味著大家對運動員地位的一種認可，況且如果沒有重獎體育界也仍然還會是這個樣子。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以前沒有這么多獎金，但那時候的賽場也沒干凈多少，用禁藥的、賄賂裁判的、搞貓兒膩的，也多了去了。所以現在這個年代，各行各業都在講經濟效益，你沒有物質方面的獎勵怎么行？
“如果全運會上各地區真的一分錢獎金都不給運動員，或者獎金很少，平時辛辛苦苦訓練的運動員就很難得到經濟回報，那樣的話，搞體育的人只會越來越少，沒人再愿意來吃苦了。
“所以對金牌運動員就該重獎，表面上看一枚金牌三四十萬元，但全運會4年才一次，平均每年也就不到10萬元，這筆錢和運動員訓練經受的痛苦相比，真的不算多。”
鄭潔：有錢沒錢不影響取勝欲望
四川網球運動員鄭潔在本屆全運會上和晏紫一起拿到女雙金牌，而對鄭潔來說，獎金絕非她和晏紫拼下這枚金牌的最大動力，鄭潔說：“我個人認為省體育局獎給我多少錢并不重要，當然這只是我的想法，別人是不是也這么想我不知道。”
“和東部那些經濟發達的富裕省份比起來，我們四川省給全運會冠軍的獎金差遠了，但我來全運會打比賽是為了證明我的實力，對我來說無論什么比賽都要全力以赴，跟最后拿多少錢沒有關系。”
作為國家隊主力隊員，鄭潔表示：“我的水平就擺在這里，巨額獎金對我不會有更大的激勵作用，即便沒有獎金，也不會影響我比賽的心態。
“當然，打這樣的比賽會有一定壓力，因為全運會比賽和國內其他比賽有很大不同，主要是領導都非常重視，他們會有很大壓力，這種壓力多少會傳染給我們一些，但這和我們的獎金沒有關系。”
肖軍輝：重獎是對青春的補償
湖北400米欄選手肖軍輝是個很普通的運動員，他很辛苦才跑進這次十運會的決賽，基本與獎牌無緣，但他仍然認為要對金牌運動員給予重獎，“這再正常不過了，這是那些能拿到金牌的運動員應得的回報”。
“我們運動員是吃青春飯的，絕大多數運動員在退役時才發現，自己幾乎什么也沒得到。對我們來說，必須要特別努力訓練，才有可能拿名次、拿獎金，奪得金牌則更難，所以重獎他們我一點意見也沒有，這是對運動員最好的激勵。
“我們的同齡人大都在學校念書，或者在社會上積累工作經驗，而我們只是天天訓練，而且拿的工資、補助都很少，所以，大家都想好好練，出點成績，為以后作些積累。”
肖軍輝說：“至于賽場上的混亂，為了金牌不擇手段，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運動員獎金的多少，而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影響，我想就算運動員拿不到獎金，有些賽場也不會比現在強多少。”
教練員觀點不一
謝昭：僅靠精神鼓勵已無可能
北京網球隊教練謝昭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獎金的設置對激勵運動員更好地發揮水平有著很重要的作用。現在是商品社會，每個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精神獎勵或象征性地進行物質獎勵已不適合現在競技體育的發展。
“運動員也有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權利。但現在，他們除了訓練就是比賽，除非有額外的獎勵，否則，他們的付出怎么可能會有比較好的回報？
“關于全運會的獎金，其實，各地方領導的壓力都很大。領導肯定都希望自己的運動員能比出好成績，但他們肯定清楚，對運動員僅僅靠精神鼓勵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各個省才會紛紛出臺各種獎勵辦法。
“我承認，物質獎勵是有副作用的，大家應該都看得到，這次全運會上已經發生的一些糾紛、爭議，或多或少都和‘利益’有一定的關系。但我覺得，如果沒有獎金，運動員很可能就沒有這么強的動力。”
唐昌冬：獎金讓隊員患得患失
四川壘球隊教練唐昌冬在接受采訪時稱：“我認為全運會獎金的設置對提高運動隊成績沒有任何作用，至少對我們隊來說是這樣。省里目前還沒有公布對運動隊參加本屆全運會的獎勵辦法，但獎勵標準估計會比上屆全運會提高不少（上屆全運會，四川省的冠軍運動員獎金為8萬元）。在我看來，獎金的設置只不過可以讓運動隊的生活質量提高一些，并不會成為激勵運動員發憤圖強獲得好成績的決定力量。
“實際上，我倒覺得獎金對于運動員來說是一種負擔，容易讓運動員患得患失。我不認為獎金高了，運動隊的成績就會高，獎金少了，成績就一定會下降。獎金與成績間沒有直接關聯。我們隊參加十運會也不是為了獎金而來，即使沒有獎金，我們該怎么比賽還是會怎么比賽。
“激勵運動員的動力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條件一定不是獎金。”
總局希望設獎有度
馮建中：獎金設立應該有度
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馮建中認為，全運會獎金的設置要有個度。“物質獎勵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的，各地體育的發展肯定也需要有物質獎勵，但不能過頭。”
“因為每個地方的經濟條件和社會發展水平不一樣，所以，不可能要求每個省市的獎金標準相同。這個標準由當地政府考慮和制定，總局也不可能硬性規定。
“這次全運會發生了一些爭議和糾紛，但我認為這些事情并不都是因為獎金或利益原因造成的。但我們希望，各地能把對運動員、運動隊的精神獎勵放在和物質獎勵相同的地位上，要精神獎勵與物質獎勵一起進行。
“其實，既然來參加全運會，每個運動員、每個運動隊肯定都是想拿冠軍的，這種對冠軍的追求才是真正激勵運動員、運動隊的根本動力。”
李樺：獎勵標準中心不好過問
國家游泳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李樺認為：“至少從目前來看，地方上的全運會獎勵機制還沒有影響到國家隊隊員的正常訓練和比賽。我的觀點也是，獎勵需要有一個適度的標準。”
“沒有獎勵，那肯定不行。地方上對全運會都很重視，也為全運會投入不小，他們肯定是需要獲得成績的。不對運動員、運動隊設立獎勵辦法，那依靠什么來激勵隊員去獲得成績呢？隊員不能獲得成績，那顯然就會打擊地方上發展體育的信心和士氣。
“只是如果獎勵的標準太高，就又會對運動員產生不良影響，會讓他們把經濟利益看得太重。
“總局領導也已經談了意見，說到底還就是一點，‘讓獎勵機制發揮積極作用，并盡量減少它所帶來的消極影響。’”
專家叫停全運會
金汕：全運會已成利益分配場所
北京市體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說：“很多壞風氣的盛行都是因為‘錢’的緣故，重金獎賞金牌運動員給全運會的賽場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大家都看到了，我個人認為全運會不該重獎金牌運動員，全運會到了必須全面反思的時候了。”
“運動員的任務就是要在比賽中拿金牌，或者退一步說要發揮自己的最好水平，這本來和獎金根本不沾邊。但現在各省市體育局為了自己的面子，互相攀比，你發10萬元我發15萬元，我就比你水平高，水漲船高，大家一開口就是利益分配。
“而且給運動員重獎名義上是為了提高比賽成績和比賽質量，但實際上大家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惜血本，大量的花費用于拉關系等不正之風，這也是相當大的一筆開支。
“在上世紀50年代，我們為了要證明國家的強大，為了在世界上獲得應有的地位，采用舉國體制大力發展競技體育，到現在已經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目前我們國家在各個領域的成就，已經足以證明我們的綜合國力，再用全運會來證明的話，代價實在太大了。
“動用如此大規模的人力物力財力來搞一個全國運動會，全世界只有咱們一家，所以我建議在2008年奧運會之后取消全運會，大力發展全民健身，同時控制競技體育所帶來的各種惡性競爭。”
鄭也夫：全運會已無存在意義
長期關注體育的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對全運會獎金問題不屑一顧，在他看來，討論獎金問題沒有任何意義，“要不要獎金，獎金是多少錢，這是第二層次的問題，也是本來就不應該出現的問題，我們現在需要討論的是到底要不要全運會的問題。”
“現在的運動會，不外幾個意圖，一是老百姓找樂子，二是國家找面子，現在全運會根本沒這方面的功能了，那就不該再辦了。至于選拔體育人才，那是單項體育比賽的功能。所以在我看來，全運會根本沒有再辦下去的必要。
“其實很多地方也不愿意這樣大張旗鼓搞全運會，但他們也沒辦法，怕丟臉，所以只能硬著頭皮參與，跟其他人一起惡性競爭。
“所以如果沒有全運會，那么獎金問題，賽風賽紀問題就統統不是問題，沒有立足之地了。上世紀50年代末，因為國際政治原因，我們自己辦全運會，但現在老百姓看亞運會都快提不起精神來了，就喜歡看奧運會，你說這個全運會還有什么意義？”
易劍東：關鍵是獎金由誰出
北京體育大學副教授易劍東說：“確實有運動員你不給他錢他就不出力，但關鍵是我們國家在體育這方面還沒有一個健全的資金管理機制。”
“比如前段時間有報道說奧組委拿出2000萬元用作北京奧運會的獎金，如果和這個數字比起來，全運會的重獎也不算過分。所以和獎金額度比起來，我更關心這筆錢從哪里出，就是說獎金的來源會不會影響到各省市體育局日常活動的開展，比如本該用于全民健身的款項。
“全運會的資金投入是由國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但是這方面的投入要有專項資金使用批文，要在審計部門的監督下完成，這樣大家才清楚有沒有必要用這么多錢，這些錢究竟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我們搞全運會本來是為了展示我們國家的體育水平，展示民族的精神風貌，但現在全運會已經與初衷錯位了，根源不在于給了運動員多少獎金，而在于地方體育局都把金牌看成面子工程，從而不遺余力地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
地方領導謹慎小心
張振河：物質獎勵是必須的
河南省體育局局長張振河對于獎金問題，本不愿多說，在記者的再三請求下，他的回答是：“對運動員的物質獎勵是必須的，作用很大。”
宋繼新：理想缺失后的不得已
吉林省體育局副局長宋繼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理想利益”缺失后的不得已。“對運動員進行物質獎勵，對于現在各省市來說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激勵運動員的方式。這是中國運動員‘理想利益’缺失的表現，在‘理想利益’（即超越自我的意識）缺失的情況下，只有‘工具利益’（即物質的誘惑）才能刺激運動員，但物質的誘惑會讓一個人變成物質的俘虜，而喪失追求理想的自我意識。”
孫康林：積極意義大過消極意義
同樣不愿多談的北京市體育局局長孫康林表示，運動員既然付出了，就需要回報。“我們認為對運動員進行獎勵積極意義遠大于消極的一面。我們也從來沒有把獎勵的標準定到不符合實際的地步。”
與此同時，更多的地方體育局領導在聽到記者采訪關于獎金的話題時，采取了三緘其口的態度。
本報南京10月20日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