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研究最充分的展示平臺是90年代之后的歷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歷屆大會，開幕式發言、大會主題、專題討論和圓桌討論等不同層面上都可以看到全球史研究的強大沖擊力。除2000年斯德哥爾摩大會把全球史列為主議題之一，其他各屆大會都以民族、國家、性別、人與自然、帝國等具體討論題目探討全球史的廣泛內涵，全球史研究蔚然成風。

　　1995年8月27日，在蒙特利爾大會開幕式上，國際史學會秘書長貝達里達指出了大會的指導精神是：普世、責任和真理。他警告道學家式的歷史學家，不要像馬基雅維利一樣，讓歷史學墮落成政治術。

　　蒙特利爾大會的議題明顯出現了從政治史朝著其他方面的轉移，原定的主題之一“1917年十月革命意義再評估”根本沒有進入議程。第一個主題是“民族、人民和國家的形式”，這與東道主加拿大是一個多族群的國家有關，與會者可以借此討論世界范圍內的多民族國家的問題和國家的建構問題。第二個主題是“性別史”；第三個主題是移民的歷史。這些議題強調了世界范圍內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取向，討論的出發點是社會結構和心態的長時段變化，政治事件的歷史被冷落。

　　蒙特利爾大會的討論氣氛稍顯平淡，歷史學家們不再像以往一樣帶著政治熱情參會，以前經常使用的“現代化”、“進步”、“衰落”和“滯后”等概念使用得少了，即便有涉及政治的討論，與會者也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參與。這次大會只有一個議題延續了以前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史學家和西方史學家的對話，就是“權力、自由和歷史學家的工作”。一些前蘇東國家的歷史學家以溫和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評，例如俄國學者亞歷山大·楚巴里安（Alexander Chubaryan）說：“相當一批研究者自愿服務于統治集團，以著作取悅當局……雖然他們不公開服務于權力，但他們熱衷于認真捕捉上層的態度和意見。”西方的一些歷史學家也就通過大學的行政體系所做的政策性研究作了自我批評。

　　客觀地說，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不是蘇聯政權建立之后才有的，在19世紀就早已存在。現在蘇東政體結束了20多年，在這些相關的國家，仍然有一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在延續以前的研究。在西歐、北美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蘇聯解體，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終結。

　　貝達里達對第一個主議題“民族、人民和國家”作了介紹，說二戰之后殖民帝國的解體和冷戰之后蘇東政權的結束都導致了民族國家數量猛增，那么，“民族”、“族群”、“民族國家”和“民族認同”都是怎樣的一些概念，民族國家是否還是最穩定的政治權力實體？霍布斯鮑姆發言說，民族國家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現象，其起源可以追溯至中世紀中期，而民族認同是以各種形式的語言和宗教方式發展起來的。隨后，貝達里達把各種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類型作了全面闡述。他們的發言都不局限于歐洲范圍的經驗，而是針對全世界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

　　國際史學會主席巴克的一項主張是，在蒙特利爾大會開幕式，播放一部關于20世紀歷史的電影，以吸引觀眾。貝達里達認為，歷史學家無需被普及20世紀的歷史知識，他建議可由歷史學家采訪政治家和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請他們談談對歷史和歷史職業的看法。最終形成的分工是：貝達里達采訪法國總統密特朗，巴克采訪埃里克·采恩克羅斯爵士，他曾任英國政府和經合組織的經濟顧問，時任格拉斯哥大學校長。計劃還采訪波蘭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杰里梅克、南非總統曼德拉。杰里梅克早先正是波蘭團結工會的成員，后來組建民主聯盟黨并當選議員，1991年瓦文薩總統授權他組閣任政府總理，但未獲成功。杰里梅克婉拒采訪，提供了一份自己制作好的錄像，曼德拉也不接受采訪，改為采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弗雷德里克·梅耶。這四段錄像在蒙特利爾大會開幕式都播放了，大會首次引入影像手段，給與會者耳目一新的感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端木美參加了這次大會，并且編寫了貝達里達對密特朗采訪的專題，茲摘錄如下：

　　在追溯自己與歷史學的淵源時，密特朗指出早年只是出于好奇與愛好而在歷史課中取得優秀成績，他對政治史、文化史更感興趣，還有宗教史的某些部分。他曾迷戀拜占庭歷史，酷愛14、15世紀歷史，特別是意大利作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講述美第奇家庭歷史。他還對法國大革命史特別著迷，后來漸漸對第三共和國也發生興趣。不論怎樣，密特朗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想把我將要生活的時代，我已經生活過的時代與我曾認為吸取了和已經吸取過的教訓聯系起來，這些教訓來自曾學習、思考過的歷史。”

　　在回答貝達里達教授提出的“傳統問題”，即“歷史起何作用？”之時，密特朗認為自己的觀點更接近法國年鑒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即歷史的作用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從別人的例子中有許多教訓可吸取”，“正是一些偉大的榜樣影響自己的生活準則。”

　　“我記得當時曾給政府指示，要求歷史學和哲學（二者不同，但都被遺棄）重新成為重要科學并且要向年輕人進行傳授，”因為正是這兩門學科“將能培養他們的思想”。所以密特朗肯定歷史學家對其周圍世界負有極大的責任，“我認為在我們的社會里歷史學家起著一種權威的作用，因為他了解過去，因此他比別人更能給現在以啟迪。”

　　在這屆大會上，由亞非拉學者單獨或者合作組織的專題討論會數量有所增多。如印度學者Y.阿拉格博士和奧米約·巴格奇共同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會“不發達的發展：第三世界的經歷”，日本學者三宅正樹教授和加拿大南希·帕特納教授共同組織了一個專題討論會“虛構、敘述和客觀”；日本學者弓削達教授和德國學者亞歷山大·德曼特教授共同組織的專題討論“用比較觀看帝國的崩潰”等。此外，專題討論會“多層次文化論與‘全民幸福’——中非地區聯盟的歷史和神話”和“帝國主義檔案和舊殖民地的歷史”等都涉及亞非拉的歷史。

　　在蒙特利爾，巴克還提出一項擴大影響的主張。他說，為了適應全球化的需要，英語和法語應該共同成為國際史學會的工作語言。畢竟說英語的國家和人數更多，提高英語在國際史學會的地位可以使得更多的人參與國際史學會的工作，也改變法語主宰的歐洲中心的印象。這項提議也未被討論。

　　巴克是一個改革者，他的一些想法與貝達里達這位守成者格格不入。在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銳意改革的是秘書長莫雷，反對他的是老資格的主席諾布豪茲、司庫伍德沃德等人。現在的情況正好顛倒了過來。

　　1996年8月，執行局在斯德哥爾摩舉行會議，評估蒙特利爾大會的效果，結論是年輕化的目標得到了部分的實現，但非洲、中東和亞洲學者的參與度不夠。對于未來的工作，多數人贊同在兩屆大會之間舉行一些小型會議，但是此類會議都是由各國史學會組織，國際史學會的介入又會干涉各國學者學術事業的自由開展。貝達里達一如既住地反對此類主張，說“能力有限，無力經營這些事業”。新任的司庫杜卡雷從財務能力方面力挺貝達里達，他說目前的收入主要來自各國委員會和附屬國際組織的會費，很多成員長期拖欠會費不交；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國際哲學與人文科學委員會的撥款數量很少且時間不固定。

　　這次會議的成效是根據主席貝蘭德的提議，成立了一個由貝達里達、科卡和奧斯特貝格組成的“選題委員會”，負責篩選、確定奧斯陸大會的議題和發言人。此項提議在1997年9月意大利斯波萊特的史學會全體會議上通過。這個選題委員會決定把議題建議在互聯網公布，在規定時間之內列出發言人和議題的名單，發言人人選和議題都需要兼顧題目和地區之間的平衡。但各國委員會要么在最后一刻回應，要么就根本不回復。這樣，選題委員會的三個人又于11月在巴黎聚會，把現有議題進行歸類合并，再決定合適的主席、主持人、協調人和發言人的人選。貝達里達的許多工作都是靠與朋友和同事的私交來完成的，這其中有娜塔莉·戴維斯和亞歷山大·楚巴里安。1998年6月，選題委員會會同奧斯陸組委會一致決定，由組委會把所有論文以光盤和印刷品兩種形式復制，并且在開會前發放到每個與會者手中。參會者需通過互聯網提交論文和保持聯系，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到最后一刻，還是有很多人沒有提交預期的論文。